绪迅速发泄出去之后,不会就此陷入情绪的沼泽之中,而会动用全身的力气,去解决这个情况。
而且,她从来不认为有任何事情是解决不了的。
尽管“我们不可能解决所有的事情”是一个共识,但陈思琦以这样的态度去面对一切,必须要承认,她做成的事情,远比其他人更多。
贺兰觉得,自己就是因为在陈思琦身边,看着她为人处事的态度,她遇到很多事情的第一反应也在发生变化。
以前她总会很多的时间在问“为什么会发生这么离谱的事情”“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么离谱的事情”,全是情绪的消耗。
现在的她,常常问的第一个问题是“我要解决这个问题吗?”,是面对,还是扔下这个问题,不去管它。确认要面对,好,那接下来就是“我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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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对明星艺人的高收入,俨然不正常的高收入,贺兰的反应也不是“为什么他们能够拿到那么高的报酬?”,而是“你是质疑他们为什么能拿那么高的报酬,还是郁闷自己为什么拿不到?”。
贺兰很快就想清楚,她是后者。
她也希望能够赚到更高的收入。
所以,对贺兰来说,在这个问题上,她的问题就变成了“她该怎样得到更高的收入”。
人当然可以不断地去质问公平,质疑悬殊和差距。这是每个人被赋予的权利。可贺兰越来越认可一个道理,那就是如果当你的质问和质疑对现实不会造成任何改变的时候,你的质问和质疑就和牢骚没有差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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贺兰无意于做任何的说教,所以她以前还会反驳她爸一两句,现在她都不再接这个话茬了。
自己想清楚要什么,永远比说服别人你应该要什么更重要。
贺兰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时间,说:“等会儿下午我们去看一下冰箱吧,我的年终奖发了,你们不是一直说咱们家的冰箱制冷效果不好了吗?我们换一台。”
“这个时候去换什么冰箱,等搞活动打折的时候再换。”妈妈说,“现在冰箱都挺贵,好一点的都要上万,搞活动的时候能够便宜一两千。”
贺兰说:“没事,今年工作比较努力,年终奖很丰厚。”
她笑得很灿烂,“换一台好点的冰箱过年,新年新气象。”
她这么说了,她爸妈也就不再反对了。
“对了,爸,你刚才说的那些,跟我说说就行了,别在外面说啊。”贺兰说,“我在《跳起来》工作,你的身份说这个话,容易被人利用,在网络上放大,对我的工作有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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